周劍:為什么要長期堅定不移推進兩化融合管理體系
從2013年啟動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工作以來,已歷經10個年頭,在全國工信、國資、標準等主管部門的共同指導和推動下,數萬家貫標企業和數千家服務機構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提出了符合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趨勢和規律的架構方法,構建了兩化融合標準體系,出版了系列專著,獲得了重要獎勵,完成了中國原創管理體系向國際成功輸出,基本建立了貫標結果的市場化采信體系,培訓覆蓋超過1000萬人次,自評估企業已超過30萬家,啟動貫標企業超過7萬家,獲證企業超過4萬家,推動了超過10萬項數字化新型能力建設工程,貫標企業運營成本平均下降10%、經營利潤平均提高11.2%。
由中國原創的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簡稱兩化融合),是新型工業化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科學之路、成功之路,是為世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的中國方案,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國家戰略,工業化歷史使命全面完成,全面進入信息化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兩化融合的歷史使命才算是基本完成。當前,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部署,全社會高度重視的數字化轉型,正是兩化融合發展到新時期的新重點新使命新要求,而融入了數字化轉型方法論的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正是引領企業全面加速數字化轉型,實現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的管理體系保障,必將在更大范圍、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發揮更加重大的作用。
兩化融合的重要意義
兩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業化兩個歷史進程的交叉、匯聚和融合,關鍵是信息化規律和工業化規律的協同應用和互動創新,通過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兩步并作一步走,實現信息化和工業化的協調發展、同步發展和加速發展,既有利于加速完成新型工業化,也有利于搶抓信息化發展先機,率先邁入數字經濟和信息社會發展新階段。
(一)說兩化融合過期了還為時過早,其歷史使命遠沒有完成
信息化是與工業化一個層面的概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工業化發展進程以技術和資本為核心驅動要素,主要著力點是實現規模化的物質生產和物質服務;信息化發展進程則主要以數據為核心驅動要素,主要著力點是實現多樣化、個性化的信息(知識)生產和信息(知識)服務。我國早在1997年就對信息化展開討論,在首屆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中將信息化和國家信息化定義為:“信息化是指培育、發展以智能化工具為代表的新的生產力并使之造福于社會的歷史過程”。在2006年發布的《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中進一步擴充了信息化的定義:“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歷史進程”。信息化在很長時間內是我國開展信息技術應用的代名詞,但廣義信息化與工業化一樣,本質上指的是工業化之后人類正在進入的新歷史進程。
發達國家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后信息化的發展道路,盡管信息化起步較早,但時至今日也仍處于信息化初級階段,還在苦苦求索信息化發展的新模式新路徑,從而更有效發揮數據要素發展潛能,培育新型數字生產力,創新平臺化社會化生產關系,構筑現代產業體系,形成以數字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新范式。我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又趕上了信息化浪潮,總體而言,我國工業化尚未完成,正處于在信息化背景下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階段;與此同時,為了搶抓信息化發展先機、更好更快實現從工業化向信息化發展趕超,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信息化發展從跟跑到并跑,未來甚至有領跑之勢,但總體也仍然處于初級階段。
工業化大體經歷了機械化、電子化、自動化等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重點和使命,信息化的內涵和外延隨著信息技術進步和應用深化也將不斷拓展和演進,涵蓋當前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以及未來可見甚至不可見的新重點新使命新階段。盡管我國推進信息化和兩化融合已經多年,但在新型工業化方興未艾、信息化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的當下,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國家戰略,什么時候工業化歷史使命全面完成,全面進入信息化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兩化融合的歷史使命才可以說基本完成,而當前則正是需要全面、深入融合發展的關鍵時期,兩化融合的歷史使命正當其時,遠未完成。
兩化融合作為黨中央、國務院一項長期性戰略部署,從黨的十七大到二十大一以貫之的國家戰略,就是要立足我國國情,在工業化尚未完成的前提下搶抓信息化發展先機,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兩大歷史進程協調融合和互動創新發展。黨的十五大首次將信息化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黨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大力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黨的二十大又進一步提出“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做好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這篇大文章”,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新時代背景下加速新型工業化、搶抓數字經濟發展先機的重要路徑。
(二)產業高質量發展為兩化融合開辟巨大空間,兩化融合加速產業賽道轉換
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為兩化融合開辟了巨大發展空間。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為信息技術發展和應用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成長空間和歷史機遇。一是我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大國大市場優勢極大加速了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迅猛發展。二是尚在發展過程中的新型工業化體系對新理念、新技術、新方法具有更強的創新意識和包容態度,也為尚未成熟的信息技術發展留足了優化空間,允許新技術通過不斷試錯以及技術、應用、產業的快速迭代不斷走向成熟和壯大。三是我國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區域分工和產業布局的重組,日益復雜的產業組織和產業鏈合作關系、以及區域、產業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為信息技術發展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綜合應用場景,技術、產品和系統解決方案只有不斷交叉匯聚和融合創新,才能跟上區域與產業的系統性、體系性發展需求,這也進一步倒逼我國不斷加速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步伐。
兩化融合正在全面加速產業發展新賽道轉換。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最活躍、交叉最密集、滲透性最強,正在全面帶動其他領域技術產業加快創新變革,重新定義了競爭能力、價值模式和市場規則,進一步引發傳統工業化的創新體系、生產方式、產業形態等發生系統性重構,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實現換道超車提供了重大機遇。一是ICT產業已經成為主導產業,引領經濟加速實現可持續創新發展。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于主導產業的引領帶動作用,主導產業的不斷更替推動了國民經濟持續增長,我國ICT產業已占據發展主導地位,成為參與國際角逐的主力軍。二是信息化全面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改造提升經濟發展的傳統動能。通過信息技術的不斷深化應用,數據信息作為可以被無限擴散的新生產要素,不斷產生遞增收益,打破傳統要素有限供給對增長的制約,極大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開辟了經濟增長的新空間。三是催生壯大新興產業,不斷激發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信息技術以其高創新、高滲透、高倍增等屬性,快速催生并推動壯大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我國智能機器人、移動智能終端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在新技術、新產業領域快速實現了從跟跑向并跑、領跑階段的躍升。
(三)兩化融合已經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徑,為后發國家換道超車提供了新方案
兩化融合是新型工業化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科學之路,也是一條已被實踐證明的成功之路,正在逐步發展成為加速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中國路徑,為后發國家搶抓信息化發展歷史機遇,實現換道超車提供了中國方案,是對世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貢獻。在全球產業進入存量競爭的時代背景下,與德國提出的工業4.0、美國提出的工業互聯網和智能制造不同,我國原創的兩化融合是一條基于中國特色、中國實踐開辟出來的經濟增量發展新路徑,是一條在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搶占國際競爭制高點的可行路徑,也是一條在全球資源、能源、環境約束日益剛性前提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創新路徑。
“工業4.0”是德國的國家戰略,旨在整體提升新興信息技術發展下德國工業的核心競爭力。“工業4.0”以智能制造為主導,其本質是在機械化、電力和信息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智能化的生產模式與網絡化的產業鏈集成;它以建立賽博物理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CPS)為核心,發展智能工廠(Smart Factory)和智能生產(Smart Production),實現縱向集成和網絡化系統,共同推進生產向分散化、產品個性化和用戶全方位參與方向轉變。2012年,美國宣布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隨后,通用電氣公司提出了“工業互聯網”概念,為其向更加依賴數字化的轉型行動打造了一個全新的理念。2014年4月,美國五家公司(GE、IBM、思科、Intel和AT&T)聯手成立工業互聯網聯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IIC)。美國“工業互聯網”的愿景是通過建立一個賽博物理系統,融合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以信息世界中的數據為紐帶將物理世界中的人和機器連接起來,從而形成全球化的開發協作的工業網絡。通俗地來說,工業互聯網就是要讓機器、人、數據一起協作。2016年2月,美國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發布了《Current standards landscape for 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s》報告,該報告認為智能制造是面向下一代的制造,并從產品、生產、商業三個維度以及制造金字塔等方面來描述智能制造的內涵。要想在快速變化的市場中獲得成功,制造商應對的唯一的選擇,就是整合各種技術力量,形成一個以“智能制造系統(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s,SMS)”為核心的新型生產系統,在該系統中數據能夠最大限度地在全企業流動和重復使用。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推進工作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在國內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在本輪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所引發的產業變革中,我國在高新技術與投資環境方面尚不如發達國家,勞動力密集、低廉等優勢較其他發展中國家也不再明顯,因此我國制造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要在新的技術和商業環境下搶占制高點,化挑戰為機遇,必須放眼全球,抓緊制造業轉型升級戰略的部署與實施。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與全球的信息化進程重合,因此中國照搬歐美的工業化道路既不可行、也無必要。信息技術是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重大技術之一,而面對這一機遇,中國必須積極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在目前復雜的國際與國內經濟形勢下,兩化融合是關系到我國企業生存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戰略性選擇。
在長期推進兩化融合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已經初步探索出一系列成功的經驗和做法。一是政府和市場聯動,集中力量辦大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是一個世界性命題,兩化融合是一項創新性非常強的系統工程,更需要把社會主義體制機制優勢與市場經濟發展基本規律協調起來,實現協同創新發展。在支持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產業方面,我國注重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加強市場審慎監管,激發市場的動力、活力和潛能。在信息技術牽引的融合發展、創新應用方面,充分發揮好國家戰略規劃的導向作用,加強兩化融合標準體系建設,強化理論方法引導和先進示范引領,實施兩化融合、數字化轉型等重大工程,系統突破短板和瓶頸,推進創新成果研發和產業應用推廣。二是以市場為牽引,開展集成創新。加強集成創新,是我國堅持在開放條件下實現自主發展的重要經驗,在高鐵、信息通信等領域,充分發揮國家在市場、技術等方面的資源整合優勢,以信息技術引領的集成創新為重點實現技術能力的系統性突破,通過規模化應用快速提升技術產品成熟度,大幅提升全球競爭力。三是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調發展,實現總體最優。在多年實踐與探索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產業之間協調兼顧、共同發展和全局最優的理念原則,既不能過度保護傳統產業固有格局,限制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技術、新產業的創新潛能,也不能僅熱衷于支持新技術、新產業發展,無視龐大的傳統產業群體的巨大貢獻和價值,而是要以先進激勵后進,以新帶舊,實現平衡協調發展。近年來,通過推動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互聯網+”等戰略規劃和重大工程,加速推動了信息技術產業、互聯網產業、傳統產業等的進一步融合協調發展,有效激發了車聯網、新能源等產業創新發展的巨大潛能。
兩化融合的新使命新要求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迅猛發展,全球經濟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從工業化向信息化加速演進的變軌期。傳統物質經濟為代表的規模經濟是通過工業技術的專業化發展提高規模化效率,對物質產品進行加工、生產和服務,實現規模經濟發展的模式。然而,近年來物質經濟總量已經進入供給大于有效需求的階段,同時還面臨著日益增強的環境、資源、能源等剛性約束,經濟發展遇到隱形天花板,亟需尋找新的增長空間。而新一代信息技術引發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為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信息技術賦能范圍經濟、多樣化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正逐漸從過去以物質經濟為代表的規模經濟發展階段轉向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范圍經濟發展新階段,進入以數據要素驅動經濟發展的新時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信息技術成為率先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先導技術,將促進以物質生產、物質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以信息生產、信息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繼工業革命之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數字革命的信息化發展新階段,生產力、生產關系將發生代際轉換,必將全方位、深層次系統改變人類發展的模式和路徑。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成為兩化融合當前發展階段的新使命新要求,其核心要義是要將適應物質經濟、規模經濟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轉變為適應數字經濟、范圍經濟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形成新的動能,創造新的價值,開辟新的增長空間,實現新的發展。
兩化融合發展到數字化轉型新階段,從過去更強調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轉向在融合基礎上引導創新和變革。企業數字化轉型,則是面對消費者需求升級和產業供給側重構的挑戰,需要利用數字化技術對業務進行創新、重構和轉型的長期過程,其與工業4.0、工業互聯網和智能制造等方案的區別在于:數字化轉型的對象是所有企業,而不僅是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主要目標是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而不是對新興技術的應用;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是業務轉型,而不是生產、研發、物流等流程的改造;數字化轉型的難點往往在于文化意識等方面,而不僅是技術。但是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力與它們相同,都來自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市場需求的變更。
進入新時代,順應新形勢,承擔新使命,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持續做好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這篇大文章,充分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動工業化與信息化在更廣范圍、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實現融合發展”的新要求。在更廣范圍融合發展,更強調由點及面,取得整體成效;在更深程度融合發展,更強調從融合向創新和變革延伸,進入深化改革、機制變革的深水區,全面激發動力、活力和潛能;在更高水平融合發展,更強調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提升新質生產力,開辟數據驅動的創新藍海,加速高質量發展。
(一)在更廣范圍走出一條覆蓋全要素全產業的兩化融合之路
當前,信息技術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方方面面,加速從數字化向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演進,信息化的核心作用首先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優化配置范圍越大,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也就越高,兩化融合作用范圍要從以企業這個“點”為主加速向以行業這條“線”、區域這個“面”乃至經濟社會全局這個“體”轉變。一是由解決企業內部資源綜合優化向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優化延伸。充分發揮我國完備產業體系和配套網絡優勢,著眼全鏈條高質量發展,推進龍頭企業依托互聯網平臺整合制造資源和能力,構建資源共享、業務協同、互利共贏的新型產業分工體系,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二是由單個企業轉型升級向產業集群整體創新延伸。圍繞培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加快構建新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平臺,支持龍頭企業、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和配套服務機構在線合作、協同攻關和集成創新,打造數據自由流動、資源動態配置、需求精準響應、分工精細協作的先進制造集群和跨區域、自組織的在線制造集群。三是由以制造業為主向以先進制造業引領的“產業與科技融合”、“產融融合”、“產教融合”延伸。產業協調發展根植于靈活高效的協同合作機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全面打通科技創新、產業發展、金融服務、人力資源的數據鏈、業務鏈和生態鏈,提升科技、資金、人力等要素對實體經濟的投入和回報水平,提高在更大范圍的專業化分工和多樣化創新發展能力,提升要素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
(二)在更深程度走出一條打破傳統模式機制禁錮的兩化融合之路
信息技術加速了新質生產力水平提升,也正在深刻引發生產關系的調整優化與變革。要適應生產力、生產關系協同優化、持續變革的規律和趨勢,在不斷深化信息技術應用的同時,必須要打破傳統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壁壘和藩籬,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釋放創新發展動能。一是深化數據驅動的企業組織管理變革。信息時代企業轉型不僅是技術和產品創新過程,更是一個全面優化企業戰略、流程和組織,構建信息時代新型能力的過程。要推動企業系統實施集技術應用、數據開發、流程優化、組織重構為一體的組織管理變革,創新利益分配和協同管理機制,加速從科層制管理向流程化管理、再向數據驅動的自組織管理轉變,探索構建價值共創、成果共享、風險共擔的生態合作關系。二是深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模式變革。在傳統工業化進程中,產業分工逐步細化,產業鏈逐步延長,而信息時代的新型工業化則不斷推動產業之間融合和重構,日益重視產業資源共享和價值網絡共建。隨著信息時代市場需求個性化、動態性的不斷增強,產業發展模式不再主要依賴自身技術、資源為主,而是通過應用信息技術深化重組產業資源配置方式,創新合作機制模式,加快培育網絡化協同、個性化定制、服務化延伸、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生產、服務、消費一體化的新型產業體系。三是深化市場化機制變革。兩化融合進入深水區,其顛覆式創新價值日益凸顯,但對傳統利益格局的沖擊也將日趨激烈,亟需構建充分鼓勵創新、包容審慎的政策環境,進一步優化行政許可、商事登記、市場準入、技術轉讓、上市融資等事項及制度體系,破除限制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的不合理制度障礙,由具體管理轉變為設立安全閥和紅線的管理,加快形成數據資源按需流通、制造能力動態配置、創新成果共創共享的市場化運行體系。
(三)在更高水平走出一條自主創新、引領全球經濟新發展的兩化融合之路
要把堅持獨立自主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利用數據要素、新質生產力引發的技術、產業、市場等全方位、深層次顛覆式變革這一重大機遇,加速從過去以引進模仿為主,邁向集成創新和自主原創的發展階段,走出一條更適合中國國情、更符合信息時代發展規律和趨勢、更能掌控發展原動力、更具有普遍價值的兩化融合之路。一是補齊短板。聚焦兩化融合關鍵技術短板,加速提升集成創新和自主原創能力,依托信息化平臺加快專業技術、經驗、機理等知識模型的沉淀、傳播和復用,培育新型工業軟件產業,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區塊鏈、高端芯片、智能控制系統等數字化先導和支柱產業。二是構建生態。信息化時代開源技術體系的興起打破了原有工業化時期以技術壁壘為核心建立的封閉利益格局,其強時效性倒逼技術和應用在短期內快速更新迭代,弱化技術的先發優勢。我們亟需以數據為驅動要素,以價值共創為導向,加速構筑覆蓋技術創新、資源整合、平臺服務、用戶參與、多方協作的開放合作生態。三是走向全球。積極響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不斷加強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新型工業化道路方面的交流合作,輸出兩化融合標準、技術、服務和解決方案,推動兩化融合“中國方案”“走出去”,為全球經濟創新發展和全面繁榮提供新路徑、新空間。
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的核心理念
當前,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加速引發系統性、革命性、群體性的技術突破和產業變革,縱觀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發展歷史,技術進步在引發產業變革的同時,總是伴隨著管理理論和管理模式的重大創新,甚至有企業家提出,一切新技術引發的變革,最高形式上都體現為組織管理模式的變革。我國要走上強國之路,也應搶抓信息化帶來的千載難逢機遇,形成適應數字經濟和信息社會新趨勢新規律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模式,并通過相關管理體系標準的普及推廣,在更廣范圍取得融合發展的整體成效,在更深程度上深化改革和完善機制,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
建立管理體系標準,引導企業對標先進實現全方位、體系化機制建設和能力提升,是國際通行且行之有效的做法。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總結提煉了幾十年來我國優秀企業信息化、企業管理等方面的最佳實踐和管理經驗,提出企業系統推進兩化融合的過程管理機制和方法,企業可以參照兩化融合管理體系通用要求,構建適合自身實際的管理體系、運行制度和操作規范,推動企業將先進企業最佳實踐內化為可執行、可操作的管理制度,幫助企業做好頂層設計和過程管控,有效應對信息時代的高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更加穩定獲取融合創新發展的總體成效。
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涵蓋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全局和發展演進全過程,主要內容包括發展戰略、業務創新轉型、新型能力、系統性解決方案、治理體系等五位一體的任務體系,規范級、場景級、領域(企業)級、平臺(產業鏈/供應鏈)級、生態級等五個螺旋式躍升的發展階段,并按照轉型的廣度和深度將五個發展階段細分為十個水平檔次和十七種變化,引導企業分級分類建立符合自身的數字化轉型管理體系。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為:堅持系統觀念、以價值為導向、以能力為主線、以數據為驅動。
(一)堅持系統觀念
過去幾十年,通過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模式,我國信息化取得了快速發展,而進入數字化轉型這一綜合性、系統性、顛覆式創新的新階段后,在由原來的規模經濟轉向范圍經濟,從物質經濟轉向數字經濟過程中,技術、產業和市場等的全方位變革接踵而來,覆蓋范圍越來越廣、復雜性越來越高、動態性越來越強。而且我國在一些領域已進入“無人區”,全球都還沒有可供借鑒模仿的最佳范例,而即便是有可對標的對象,在“贏者通吃”的網絡時代,簡單復制也絕非好的戰略選擇,只有走出一條差異化的創新之路,才能更好實現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僅“摸著石頭過河”很難避免盲人摸象的問題,而僅從當前業務痛點出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很難把握行業新賽道布局的機遇,實現總體謀篇布局和整體性轉型發展。在系統性顛覆的時代,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一定要有全局意識、體系性思維和結構化的方略,才不至于在戰略變革時錯判方向,事倍功半,浪費資源,甚至南轅北轍,錯失良機。因此提升系統觀念,成為在當前形勢下的核心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堅持系統觀念”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深化改革開放”一起,作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五項原則之一。我國的“兩彈一星”、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神舟”系列飛船等重大工程就是堅持系統觀念、運用系統方法的成功案例。
數字化轉型是兩化融合的新使命新要求,是一項復雜的巨系統工程,其復雜度要遠遠高于傳統的企業信息化建設,亟需通過新型標準化工作引導幫助企業盡快找準發展重點和路徑,不斷降低轉型難度,提升轉型效能,加快轉型進程。傳統標準化工作主要是總結成熟經驗并將其固化,各方遵照執行以獲取更高效率等。在數字經濟和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技術日新月異,產業新賽道加速切換,不確定成為最大的確定,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之路也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此新型標準化工作的關注焦點在于新趨勢新規律的提煉,形成符合新趨勢新規律的方法,并將方法轉化為標準,通過方法標準的普及,引導各方掌握方法,提升主導和推動轉型的能力,更穩定獲取轉型創新的綜合成效。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將系統觀念作為核心理念,屬于典型的新型標準化工作范疇,旨在幫助企業依據標準蘊含的數字化轉型基本規律、特征和要點,拓展全局視野,全面深入洞悉轉型規律,提升全員數字思維和數字素養,并將先進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理解和實踐,統一為全員對數字化轉型的共識。通過貫標工作,幫助企業系統掌握數字化轉型方法路徑,找準自身發展階段和水平,立足全企業、全產業甚至全球角度謀劃數字化轉型的戰略方向和重點,系統開展轉型目標任務制定、發展路徑規劃,構建覆蓋全員、全過程、全要素的數字化發展藍圖,并在藍圖架構下,構建起涵蓋戰略轉變、能力建設、技術融合、管理變革、業務創新等轉型全員、全過程、全要素的方法體系,系統引導具體工作先行先試,小步快跑,迭代創新,更好推動轉型,穩定獲取創新成效。
(二)以價值為導向
在信息技術工具級應用階段,技術不需要與業務深度融合,技術導向是可行的;在信息系統建設集成階段,主要服務于現有業務優化,業務導向是夠用的;而在數字化轉型階段,更關注業務創新、重構和轉型,所以業務導向不夠,容易受限于當前業務體系,阻礙創新和轉型。企業是一個創造、傳遞、支持和獲取價值的系統,價值體系沒有重構就不能稱之為成功轉型。數字化轉型的根本任務是創新和重構價值體系,長遠來看,就是要將以物質生產、物質服務為主的價值體系轉變為以信息生產、信息服務為主的價值體系。因此,兩化融合發展到數字化轉型新階段,需要以價值為導向,每一項數字化轉型活動都應服務于價值創造、傳遞、獲取等方式轉變,并將獲得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價值效益作為轉型決策的核心評判依據。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將價值體系重構作為數字化轉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并圍繞價值體系重構的價值主張、價值獲取、價值創造和傳遞、價值技術支持、價值管理保障等五個方面提出了發展戰略、業務創新轉型、新型能力、系統性解決方案、治理體系等五位一體的任務體系。
通過發展戰略轉變重構價值主張,引導企業順應從物質經濟時代賣方市場邏輯轉變到數字經濟時代買方市場邏輯,更好地為利益相關者提供價值。通過業務創新轉型重構價值獲取體系,引導企業順應從物質經濟時代通過物理產品規模化增長獲取價值轉變到數字經濟時代通過個性化服務按需供給獲取網絡化、生態化發展價值,更好地為利益相關者最大化獲取價值。通過新型能力建設重構價值創造和傳遞體系,引導企業順應從物質經濟時代基于技術專業分工,形成相對固定的價值鏈,轉變到數字經濟時代基于數字能力賦能,構建快速響應、動態柔性的價值網絡和價值生態;從物質經濟時代產品(服務)交易實現價值傳遞轉變到數字經濟時代通過能力共享實現價值傳遞,更好地為利益相關者獲取多樣化價值,甚至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通過技術融合重構價值技術支持,引導企業順應從物質經濟時代技術要素驅動轉變到數字經濟時代以數據為核心的全要素驅動,更好地形成服務業務創新轉型和新型能力建設的系統性解決方案。通過管理變革重構價值管理保障,引導企業順應從物質經濟時代的科學管理范式轉變到數字經濟時代的行為管理、知識管理、價值管理乃至意義管理新范式,更好的形成服務業務創新轉型和新型能力建設的數字化治理體系。
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價值在于“轉型”,數字技術應用水平高不等于數字化轉型水平高,“轉型”的核心要義是要通過數字化實現可持續發展。以當前產業轉型較為成功的轎車行業為例,即便領軍燃油車企業往往都圍繞提質降本增效、用工短缺等業務痛點大幅提升數字技術應用水平,在數字車間、智能工廠等方面處于全球領先水平,但向新能源、車聯網轉型慢的企業卻難以避免銷量加速下滑的未來。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引導企業從以當前利潤最大化為主的傳統價值體系向經濟社會效益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價值體系轉變,其系列標準中的《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 數字化轉型 價值效益參考模型》(GB/T 23011—2022),按照業務創新轉型的方向和價值空間大小,引導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尋求不斷躍升的三類價值:生產運營優化、產品/服務創新和業態轉變。一是生產運營優化,重點關注傳統產品生產與交付,主要為基于傳統存量業務,聚焦內部價值鏈開展價值創造和傳遞活動,通過傳統產品規模化生產與交易,獲取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質量提高等方面價值效益;二是產品/服務創新,重點關注產品與服務創新,主要為拓展基于傳統業務的延伸服務,沿產品/服務鏈開展價值創造和傳遞活動,通過產品/服務創新開辟業務增量發展空間,獲取新技術/新產品、服務延伸與增值、主營業務增長等方面價值效益;三是業態轉變,重點關注新賽道,主要為發展壯大數字業務,依托與生態合作伙伴共建的開放價值生態網絡開展價值創造和傳遞活動,獲取用戶/生態合作伙伴連接與賦能、數字新業務和綠色可持續等方面價值效益。
(三)以能力為主線
兩化融合,尤其是其發展到數字化轉型新階段后,正驅動產業體系從縱向封閉結構向橫向層次化結構演變。數字經濟時代,基于能力平臺,向下賦能產業資源按需配置,向上賦能以用戶體驗為中心的業務生態化發展,提升應對不確定性的自適應能力和水平,已經成為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以物質經濟為代表的規模經濟時代,基于企業(組織)、產業等邊界構建的基礎設施(資源)、業務能力和業務活動這一縱向封閉結構必將被打破。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范圍經濟時代,新型基礎設施(資源)、能力平臺、業務生態解耦后,將實現在產業內、甚至跨產業分層整合和協同發展,逐步構建形成新型基礎設施(資源)共享化、能力平臺化、業務生態化分層發展的新型產業結構。
兩化融合(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路徑是新型能力建設,尤其是數字能力的建設。數字能力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創造新價值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是企業應對數字時代不確定發展需求的綜合本領。工業時代基于工業技術的規模化效率,解決的是規模經濟發展的問題,其底層是資源層,上層是業務能力層,業務能力層包括研發業務活動、生產業務活動和服務業務活動等。工業時代的業務與能力一體化,二者相互綁定,開展研發業務活動要具備研發業務能力,開展生產業務活動要具備生產業務能力,開展服務業務活動要具備服務業務能力。業務能力層直接調用資源層,形成封閉體系,這是價值封閉性造成的。所以工業經濟是基于技術壁壘構筑的縱向封閉式體系。數字經濟是基于新型能力共建、共創、共享的開放價值生態。數字時代的商業價值發生了巨變,底層還是資源層,然而所有的資源都希望被充分共享調用,不再像過去所有資源與業務是縱向封閉綁定的。資源層要實現充分共享,業務層要實現社會化協同,就要實現業務、能力與資源層的解耦,當前人們通常提到的中臺概念就屬于能力層。能力層架構起之后,能力層會按需調用資源層,使社會資源被最大化利用,同時基于能力層數字能力賦能,業務活動的專業門檻將不斷降低,甚至可以實現“傻瓜化”,由廣大的社會化服務團隊按需動態組合與提供。這樣,社會資源將被最大化利用,產業發展將可形成更加輕量化、社會化、多元化的新模式,進一步快速應對市場變化,動態響應用戶個性化需求,獲取多樣化發展效率,開辟新的價值增長空間。如果制造業等產業按照這個模式發展,將能力層分離出來,那么整個產業的創新也將會變得更加多樣、更快迭代、更短周期。
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以新型(數字)能力為主線,在所提出的發展戰略、業務創新轉型、新型能力、系統性解決方案、治理體系等五位一體的任務體系中,通過新型數字能力建設和共享更好創造和傳遞價值,同時通過新型數字能力向上承接提出新價值主張的發展戰略、賦能實現新價值獲取的業務創新轉型,向下作為提供新價值技術支持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和新價值管理保障的治理體系建設優化的主要輸入和目標。從而以新型數字能力將五位一體的任務體系有機協同起來,形成相互協調融合的互動創新體系,也引導企業將關注點更多地放到新型數字能力建設上,搶抓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更快提升應對不確定發展需求的綜合本領。
(四)以數據為驅動
農業經濟時代,家庭是主要經濟單元,資源匯聚的主導要素是土地,經驗技能的承載、傳播和使用主要靠勞動力自身。工業經濟時代,尤其是其發展的中后期,支持大工業生產的企業是主要經濟單元,資源匯聚的主導要素是資本,經驗技能的承載、傳播和使用主要靠技術。數字經濟時代,響應不確定性需求形成的動態、開放組織生態以及相關的個人或團隊是主要經濟單元,數據成為資源匯聚的主導要素,經驗技能(尤其是不確定性部分)的承載、傳播和使用主要靠基于數據的模型(人工智能)。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了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全社會重視數據的共識日益增強,但用數據說話、用數據管理、用數據決策的能力遠未達到預期目標。發揮數據要素作用,更好地加速生產方式、業務模式、管理機制、產業體系變革,關鍵要基于數據驅動推動以數字生產力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以及相應生產關系的創新和變革。從數字生產力角度,關鍵要將數據要素全面融入生產要素、生產力,加快生產力的數字化變革,不斷推動生產力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看,過去的勞動者純粹靠本身,未來智能輔助人是可能的發展方向。從勞動工具的角度來看,未來勞動工具會越來越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從勞動對象的角度來看,勞動對象或勞動資料從以物質為主轉向以信息知識為主,物理產品將更多會演變成信息知識技能的載體,且會不斷走向共享化。比如智能手機、新能源車等,其價值賣點中物理硬件占比不斷減少,其承載的軟件和服務的價值增長日益提升。隨著數字生產力發展,信息時代的生產關系將會相適應改變。過去的生產力是基于工業技術的規模化效率,解決的是規模經濟發展的問題,需要人參與到規模化效率的組織當中來,要求專業化職能的細分。職能細分是建立在標準化基礎上的層級制結構要求的,每個人有確定的職能職責,所以就形成了金字塔式組織架構。但是現在生產關系變得越來越柔性、越來越動態,市場由過去生產驅動變成了按需拉動。過去是生產決定消費,現在是消費來引導生產供給。因此整個生產關系必然要發生很大改變,生產組織方式需要更柔性,人的職能和職責需要動態調整和協同。通過智能輔助賦能,人與人之間變成動態的協作關系,不再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未來的組織是柔性的、動態的、開放的,相互之間關系有效構建的核心關鍵是按貢獻、按價值的合作和分配機制。
要更好開發利用數據,首先要深入理解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原理。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初步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原理歸納為三類:信息媒介、知識媒介、能力媒介。一是數據作為信息媒介,引導企業構建數字模型,基于數字模型實現數據動態共享、信息透明和對稱,通過大數據可大幅提高全企業、產業鏈供應鏈等的資源綜合配置效率。二是數據作為知識媒介,引導企業構建知識模型,基于知識模型實現知識經驗的場景化、個性化按需共享利用,通過知識賦能大幅降低專業性工作門檻,提升全企業、產業鏈供應鏈等的協同合作水平。三是數據作為能力媒介,引導企業構建智能模型,基于智能模型實現新型數字能力的智能自主運行和協作,通過能力賦能全面解放新質生產力,推動智慧企業、自適應產業發展,加速產業生態化自主進化。
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以數據為驅動,在所提出的發展戰略、業務創新轉型、新型能力、系統性解決方案、治理體系等五位一體的任務體系中,系統性引導企業“轉戰略”、“轉業務”、“轉能力”、“轉技術”和“轉管理”,這“五轉”成敗的關鍵都在于是否能夠有效發揮數據要素的驅動作用。引導企業“轉戰略”,從構建封閉價值體系的靜態競爭戰略轉向構建起共創共享開放價值生態的動態競合戰略,建立數字時代數據驅動的主動變革加動態優化的戰略部署;引導企業“轉業務”,從構建基于技術專業化分工的垂直業務體系轉向構建需求牽引、能力賦能的開放式業務生態,建立起數據驅動的更貼近市場和用戶需求的業務運營模式;引導企業“轉能力”,從構建剛性固化的傳統能力體系轉向構建可柔性調用的數字能力體系,建立起數據驅動的快速響應市場不確定性變化的新型數字能力;引導企業“轉技術”,從構建以技術要素為主的解決方案轉向構建數據要素為核心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建立實施數據驅動技術、流程、組織同步創新的集成方案;引導企業“轉管理”,從構建封閉式的自上而下管控架構轉向構建開放式的動態柔性治理構架,建立起數據驅動的更加柔性、開放、動態的數字化治理體系。
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的應用進展和形勢展望
在全國工信系統、國資系統、標準主管部門等的共同指導和推動下,各相關方通力合作,滴水穿石、久久為功,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取得了重要進展和成效。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將系統性、動態性、開放性等思路充分體現在管理過程和要求中,通過貫標可將國家戰略要求與先進管理理念同步有效落實,將優秀企業最佳實踐內化為自身行動,提高數字時代核心競爭力,主要解決信息化環境下轉型“怎么干”、“怎么干好”的制度和機制建設問題,是授人以漁。另外,通過貫標引導企業系統掌握數字化轉型方法體系,提升各項工作的戰略一致性、過程可控性和結果有效性,避免片面追求技術先進,以及各行其是、過程效率低下等問題,更好發揮整體協同效應。
順應新時期對兩化融合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從聚焦集成融合到創新發展,再到引領變革,兩化融合管理體系升級版也將不斷完善架構與方法,從服務企業全面優化產品和業務,轉向助力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加速產品和服務創新,加快產業鏈供應鏈協同、新賽道布局和業態轉變。
(一)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的應用進展
在標準研制與試點應用階段(2013-2017年),總結提煉萬余家企業實踐,構建起一套通用方法標準,并通過試點實現持續優化;在普及推廣與市場化探索階段(2017-2019年),培養專業市場化服務隊伍,探索政府引導的市場化合作機制,帶動標準較大范圍普及;在體系升級與全面市場化階段(2019年至今),以實體化運作的第三方社團為紐帶,圍繞數字化轉型全面打造貫標升級版并研制落地工具,構建自我良性運轉的市場化機制,推動貫標不斷向產業鏈和中小企業延伸。貫標工作帶動兩化融合、數字化轉型從概念走向落地,以標準引領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理念方法深入人心,在助力企業轉型、產業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成效顯著。
1、堅持系統觀念,形成一套可實現技術和管理有機結合、可參照執行的數字化轉型方法體系,引領企業建設提升數字時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一是標準研制方面,提煉萬余企業實踐形成一套可操作落地的通用方法,圍繞水平評價、方法導入、能力建設等,立項發布《兩化融合管理體系 要求》等12項國家標準,結合升級版貫標研制《數字化轉型 參考架構》《數字化轉型 新型能力體系建設指南》等近10項數字化轉型標準,為企業提供體系化指導。二是國際化方面,2項國際標準國際電信聯盟(ITU)成功發布,成果得到印度、西班牙、阿聯酋、埃及、俄羅斯等10余國代表的廣泛關注和認可;三菱、西門子、奔馳、ABB、施耐德等一批跨國企業的在華公司,依據標準推進業務活動數字化轉型。
2、堅持價值導向,推動全國超過7萬家企業貫標,實現細分行業門類以及大中小微企業的全覆蓋,促進企業提質增效穩增長、強化產業鏈柔性韌性
一是貫標助力企業提質增效穩增長,全國累計培訓覆蓋超過1000萬人次,自評估企業已超過30萬家,啟動貫標企業超過7萬家,獲證企業超過4萬家,實現不同屬性、不同規模企業全覆蓋,行業龍頭企業數千家、專精特新企業數千家,中小企業總體占比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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